黨史故事匯編(85個)黨史小故事匯編(通用4篇)

更新時間:2021-06-01 來源:匯報材料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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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過去對未來的回聲,是未來對過去的反映;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照亮了現實和未來。只有研究黨的歷史,了解我們的過去,才能看清我們前進的方向;學好黨史。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史故事匯編(85個)黨史小故事匯編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篇1】黨史故事匯編(85個)黨史小故事匯編

  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簡稱。是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7月1日成立以來整個發展過程的全部歷史。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的情況、黨章的不斷完善過程、黨在各個不同時期的組織建設和發展狀況、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發展歷程和全部史實的記載。

  黨史的基礎知識(一)

  1、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標志著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2、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3、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有兩個人貢獻特別突出黨史知識學習資料,在黨的創建史上被稱為“南陳北李”。他們是陳獨秀和李大釗。

  4、湖北是全國建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6個地區之一,董必武和陳潭秋作為湖北代表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5、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黨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

  6、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7、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了具體規定,并明確闡釋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8、1922年1月爆發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標志著中國工人運動高潮的到來。1923年2月4日以武漢為中心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爆發,將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推向頂點。

  9、1923年2月7日,軍閥吳佩孚血腥鎮壓京漢鐵路罷工工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二七慘案”,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等先后被殺害。

  10、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11、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奠定了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12、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席卷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13、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

  14、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及其他群眾舉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開槍鎮壓,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15、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共產黨人的家風,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指出了誰是中國革命的敵人、誰是中國革命的朋友。

  16、1926年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武,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

  17、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城,全殲守敵,基本消滅了軍閥吳佩孚的反動軍隊。

  18、1927年1月5日,為抗議英國水兵在漢口的暴行,武漢人民舉行反英游行,沖入并占領英租界。迫于人民革命斗爭的壓力,英國政府被迫將漢口英租界交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勝利。

  19、1927年初,毛澤東到湖南湘潭、湘鄉、長沙等地考察,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黨內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進行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

  20、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21、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這是黨在中國革命處于危急關頭為挽救革命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22、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2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重要思想。這次會議史稱“八七會議”。

  24、1927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領導制定了《鄂南農民暴動計劃》。

  25、1927年11月,中共黃麻特委在湖北黃安(今紅安)長征沒有結束理想永不能丟、麻城領導武裝起義,建立了黃安農民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這次起義史稱黃麻起義。

  26、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周逸群和賀龍到洪湖和湘鄂邊地區發動群眾,領導開展武裝斗爭。在此后的革命斗爭中,他們領導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

  27、1929年12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決議案,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這次會議史稱古田會議。

  28、1930年6月,紅三軍團在湖北大冶縣劉仁八鎮成立,彭德懷任軍團總指揮。

  29、1931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四軍與紅二十五軍在黃安縣七里坪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

  30、1931年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通令,成立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的紅軍。

  31、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32、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與陜甘紅軍在陜西省延平縣會師,是紅軍長征第一支到達陜北的部隊。

  33、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

  34、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

  35、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地區會師,標志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36、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遵照中共中央命令,西渡黃河作戰。11月上旬,根據中央決定過河部隊改稱西路軍,開始了轉戰河西走廊的悲壯征程。

  37、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

  38、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標志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39、1937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由延安至武漢,籌建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

  40、193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達成協議,將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和紅軍游擊隊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41、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第一個軍部在武漢成立,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

  42、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它是由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張全國性報刊,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以后到取得全國政權之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唯一公開出版,并且出版時間最長的大型機關報。

  43、1938年9月29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確定黨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44、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2004年6月頒布的《武漢市人民防空條例》規定,每年的這一天進行全市人民防空警報試鳴,以警示市民不忘國恥,增強國防意識。

  45、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戰兩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等主張。9月16日,毛澤東將以上三點主張概括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

  46、1939年8月7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講話。

  47、隨著敵后抗日游擊戰的發展,中國抗日戰爭逐漸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共產黨軍隊為主的敵后戰場。

  48、中國共產黨從抗戰一開始就提出了一條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對日作戰,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

  49、1940年8月,八路軍總部對華北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以破襲敵人交通線為重要目標的進攻戰役,參加部隊有105個團約20萬人,故稱百團大戰。此役,沉重地打擊了敵軍,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進一步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

  50、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戰斗在武漢外圍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奉命整編為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

  51、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山西省遼縣十字嶺對日戰斗中壯烈殉國,他是抗戰時期犧牲的中國共產黨最高將領。

  52、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講話,闡明了革命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

  53、1942年2月,延安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從國民黨將軍到解放軍大校:王志遠的傳奇生涯。這次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

  54、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講話。

  55、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

  56、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闡明中國共產黨關于“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

  57、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國的投降書上簽字,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結束。

  58、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談判代表在重慶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59、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中原軍區部隊發起中原突圍戰役,拉開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序幕。

  60、全面內戰爆發后,在全國范圍內,除人民解放軍粉碎國民黨軍事進攻的第一條戰線外,又形成了國民黨統治區廣大愛國學生、工人、市民及其他階層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反對美軍暴行,反對蔣介石政權內戰、獨裁、賣國政策的愛國民主運動的第二條戰線。

  61、1946年8月,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62、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和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突破黃河天險,挺進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

  63、“江漢飛傳劉鄧捷,中原重見李鄭回”是1947年12月陳毅《吟反攻形勢》一詩中的詩句。李鄭是指李先念和鄭位三。

  64、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土地改革的工作迅速在全國各解放區展開。

  65、1948年7月發起的襄樊戰役,殲敵2萬余人,活捉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長官康澤,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宜城、南漳、襄陽、樊城廣大地區,取得了開辟桐柏解放區以來的最大勝利。

  66、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東北野戰軍發起遼沈戰役。這一戰役歷時52天,共殲滅國民黨軍47萬余人,東北全境獲得解放。

  67、1949年1月1日,新華社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強調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

  68、武漢解放的時間是1949年5月16日。

  69、1949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軍區在孝感花園鎮成立。6月3日,省委、省政府遷駐武昌。

  70、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一科學概念。

  71、1949年7月1日,《湖北日報》創刊。

  72、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今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它展示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是新中國的建國綱領。

  73、建國初期,從根本上穩定物價,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價供求基本平衡的重大措施是統一全國財經工作。

  74、建國初期,人民政府為穩定市場,嚴厲打擊投機倒把活動,經過銀元之戰、米棉之戰,穩定了物價,結束了國民黨統治自抗戰以來物價暴漲的局面。

  75、建國初期的“三大運動”是指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鎮壓反革命。

  76、1951年至1952年間,我國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了一場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即“三反”運動。

  77、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標志著我國開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

  78、從1953年開始,我國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標志著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

  79、1956年1月,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

  80、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

  81、1956年9月,中共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確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繁榮科學和文化藝術工作的指導方針。

  82、到1956年底,我國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

  83、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

  84、1957年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

  85、1958年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篇生動的馬克思主義的報告》,介紹、總結和推廣湖北省委關于襄陽專區興修水利的經驗。

  86、1959年9月,武漢重型機床廠建成投產,從此開創了我國生產重型機床的歷史。

  87、1959年,湖北省實驗歌劇團成功地創作了以湘鄂西蘇區斗爭為題材的歌劇《洪湖赤衛隊》,成為新中國歌劇里程碑式的經典之作。

  88、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89、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地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提高了我國國際地位。

  90、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91、1968年12月,中共中央推廣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自此,全國農村多數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

  92、1969年9月,中國第二汽車制造廠在湖北十堰開始建設。1975年6月建成投產。

  93、1970年4月24日,我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94、1970年12月30日,我國自行設計、自行施工的萬里長江第一壩——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開工。1988年全部建成。

  95、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成效顯著,解決了制約經濟發展的鐵路運輸和鋼鐵欠產等問題。

  96、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

  97、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北紅安縣涌現了200多位高級將領,被稱為中國第一將軍縣。

  98、共和國十大元帥分別是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99、共和國開國大將分別是粟裕、徐海東、黃克誠、陳賡、譚政、肖勁光、張云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

  100、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尊重臺灣現狀、實現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建議兩岸實現通商、通郵、通航。

  101、1979年1月2日至1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開三屆十四次全體(擴大)會議,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著重討論了如何把湖北省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102、1978年秋,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農民率先包干到戶。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103、1980年1月9日至17日,湖北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決定撤銷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恢復湖北省人民政府。

  104、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篇講話成為指導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

  105、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決議,1955年共和國將帥大授銜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和《福建省廈門經濟特區條例》,決定在廣東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廈門設置經濟特區。

  106、1981年2月25日,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等九單位聯合向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發出倡議,開展以“五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

  序、講道德)和“四美”(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為主要內容的文明禮貌活動。此后,這項活動又和“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黨)活動相結合。

  107、1981年12月12日,武漢鋼鐵公司一米七軋機工程經過7年多的緊張施工,經國家驗收正式投產。

  108、1979年9月,武漢市重新恢復、開放漢正街小商品市場。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經驗值得重視》的社論,提醒全黨全社會重視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經驗。

  109、1983年6月6日至21日,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選舉李先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10、1983年10月,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決定》規定整黨的任務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

  111、1983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召開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工作會議,決定改變政社合一體制。

  112、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113、1985年6月9日至15日,全國首次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關于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五年規劃》。到2010年,國家共實施了五個五年普法規劃。

  114、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115、1988年12月,中國共產黨湖北省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正式提出湖北省在中部崛起的發展戰略。

  116、從上世紀80年代起,湖北實施清江水電資源梯級開發戰略,先后在清江干流興建了隔河巖、高壩洲、水布埡三座大型水電站。

  117、1989年、1994年,中央軍委確定36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其中湖北籍軍事家有4位,分別是李先念、徐海東、王樹聲、林彪。

  118、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地區。

  119、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20、1992年11月,大陸的兩岸關系協會與臺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解決兩會事務性商談中所達成的以口頭方式表達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后被稱為“九二共識”。

  121、1993年11月23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關于科教興鄂的決定》,率先在全國提出科教興省戰略。

  122、1994年12月14日,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在湖北宜昌三斗坪正式開工。

  123、湖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工作,從1994年開始試點,到2001年底,全省80%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

  124、1995年11月29日,國務院特準堅贊諾布繼任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

  125、199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授予吳天祥“優秀共產黨員”稱號。在吳天祥精神的感召下,湖北相繼成立的1萬多個“吳天祥小組”,堅持不懈地開展多種形式的愛民、利民、為民活動。

  126、1998年夏,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領導下,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帶領全省軍民戰勝了長江流域特大洪水,創造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拼搏,堅韌不拔、敢于勝利”的偉大抗洪精神。

  127、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中深入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的意見》。“三講”教育由此開始。

  128、1999年12月20日零時,中葡兩國政府在澳門舉行政權交接儀式,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129、2001年7月6日,國家計委正式批復,在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建立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

  130、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會議在上海舉行。中國、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元首共同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

  131、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印發《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提出要在全社會大力提倡“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

  132、2002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縣域經濟要以民營為主體,走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之路的指導方針,為縣域經濟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133、為了緩解我國北方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局面,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開工建設。

  134、2003年,湖北省在全國率先開展鄉鎮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135、2001年,武漢百步亭社區榮獲首屆“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2003年,中央宣傳部等四部委聯合發文向全國推廣該社區經驗。

  136、2003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了“一主兩副”戰略。“一主兩副”是指以武漢為中心城市,襄陽和宜昌為省域副中心城市。

  137、中共中央決定從2005年1月開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全黨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

  138、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舉行正式會談。會后共同發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

  139、2005年10月12日至17日,我國成功進行了第二次載人航天飛行。湖北籍航天員聶海勝與費俊龍乘坐神舟六號載人飛船完成空間科學實驗后安全返回。

  140、2006年3月,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

  141、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明確了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的總體要求、基本原則和相關政策。

  142、2006年8月21日至2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視察湖北時明確指出,湖北應該加快發展,走在中部地區前列,成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

  143、2008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在認真總結湖北新農村建設“千村百鄉”辦點試驗的基礎上,決定建立仙洪新農村建設試驗區。

  144、2009年7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訪老船工張朝滿、湖北省人民政府下發了《關于加快湖北長江經濟帶新一輪開放開發的決定》,標志著湖北“兩圈一帶”總體戰略形成。

  145、2009年9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146、2010年4月6日,中組部、中宣部在北京召開會議,對創先爭優活動進行部署。創先爭優活動,以創建先進基層黨組織、爭當優秀共產黨員為主要內容。

  147、2010年6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制定和下發關于黨史工作的文件。

  148、根據中央新時期援藏援疆工作的統一部署,湖北相繼開展了對口支援西藏山南地區、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五師的工作。

  149、2011年2月,我省先后啟動了武陵山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和大別山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的建設規劃。

  150、為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決定,從2011年3月份開始,集中3個月時間,在全省開展“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活動”。亦稱“三萬工程”。

【篇2】黨史故事匯編(85個)黨史小故事匯編

  1、陳云對家人實行“三不準”

  當下的一些貪腐案例顯示,不少貪官背后有個貪婪的老婆,或者坑爹的子女。

  如何避免權力濫用在親屬身上?共和國早期領導人之一的陳云,對家人實行“三不準”的故事,給所有領導干部做了生動的表率。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時任東北局黨組織重要領導職務的陳云,就向親屬子女提出了極為嚴格的“約法三章”:不準隨便進出他的辦公室;不準翻看、接觸只供他閱讀的文件、材料;不準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車。

  對于陳云的“三不準”要求,他的親屬子女幾十年如一日,一絲不茍地認真執行。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云的愛人于若木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上下班和陳云走的是同一路線,盡管順路,但她一直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從沒有搭乘過陳云的小汽車。

  他的女兒陳偉華在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后,從農村考進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國家人事部工作。

  考慮到教學一線教師緊缺,她在陳云的鼓勵下毅然放棄了國家機關的工作崗位,到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當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直至退休。陳偉華棄政從教的事跡成為當時教育界的美談,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陳偉華憶稱,“文革”期間,父親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年7個月,“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國各地,后來姊姊曾到江西給父親做飯,照顧他的生活10個月”。爸爸對姊姊說,“你在我這兒10個月,沒有給國家干事,是為了照顧我,你不能拿國家的工資”。讓姊姊把這10個月的工資全部退給了單位。

  2、徐海東戒酒

  徐海東,在共和國十位大將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戰斗中負傷最多最重的一位。徐海東剛到革命隊伍時,也帶來一些舊軍隊中愛喝酒和打罵士兵的習氣。

  一次,徐海東不用菜幾口喝掉了半斤白酒,醉倒后敵人打過來差點被俘。受到黨組織批評后,他深刻作檢查,下狠勁把酒也戒了。

  3、彭德懷摘畫像

  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著走著,忽然在沸騰的人流里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沖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著畫像游行的人。抬畫像的群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干什么?!”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著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著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 畫像。

  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著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著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后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征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4、黃克誠不怕拉下臉

  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后,并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斗情誼,其實不然。

  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后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并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5、陳云寫信要求停發接濟費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

  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

  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

  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

  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6、王樹聲大將拒禮

  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么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后務必牢記啊。"

  7、王樹聲大將住平房去世

  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里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后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后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后,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個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里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后,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8、開國少將肖永正規定面前人人平等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 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9、粟裕“走后門”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從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國的南陲駐扎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托“關系”走“后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根。

  10、傅玉和:親自下令槍斃貪污抗日稅款的堂弟

  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梁某自當上會長后,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余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梁某抓了起來。

  傅玉和并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后將其釋放。

  頗有戲劇性的是,傅玉和這一招竟有奇效。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后,梁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

  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征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并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

  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并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塊大洋。

  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11、王建安視察拒陪同

  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廈門某軍視察,軍、師領導準備開車陪同前往卻被攔下。王建安一臉不悅地問:“你們來干什么?”領導們說:“給首長帶帶路。”王建安反問道:“怕我丟了不成?你們去,我就不去了。”說罷,領導們只好退下。

  12、公務用車豈能接娃娃放學

  1956年,楊明松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小學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

  楊松明想,八一小學距軍區大院有7里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松于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

  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小學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沖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

  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松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

  楊明松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13、吳永光下雨不準用車

  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

  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里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后,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

  后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14、吳德峰走后門沒門

  解放后,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于事”。親戚無功而返。

  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

  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

  由于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系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后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5、梁斌三次辭官的故事

  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后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 《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

  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

  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

  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

  后來梁老終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16、王樹聲“收購”家鄉送的茶

  王樹聲喜歡喝家鄉的綠茶。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次家鄉去人給在京的麻城籍首長每家送來幾盒茶葉。他先是歡喜,后是發愁,最后還是堅決不收。來人說:"這是一點家鄉的土特產哦?"他卻一本正經地說:"你們把公家的東西送給我,我是堅決不能收的!"但因為他確實太愛喝家鄉的茶了,他還是舍不得讓來人拿回去,于是就硬給了八十元現金將幾盒茶葉買了下來。當時他每個月的工資才三百四十元。

  17、董必武為六角錢寫檢討

  1941年,由于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后,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8、嫌夫人帽子買貴董必武作自我批評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住進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蓮芝怕他年歲大了,受不得風寒,就將自己在延安大生產中勞動所得而積攢下的錢給他買了一頂帽子。董必武問花了多少錢。何蓮芝怕他嫌貴,就騙他說只花了二三十元錢。過了些時日,董老又向何蓮芝問起這頂帽子的價格。

  何蓮芝依然沒有改口說:“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搖了搖頭說:"你呀,騙我還說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說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標價。

  何蓮芝頓時就鬧了個大紅臉,原來,何蓮芝買帽子時,沒有注意到帽子里還有標價。

  之后,董必武在開黨員生活會的時候,還專門拿這個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評,并寫了一個橫幅掛在自己的書房里:“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性習于儉,儉以養廉。”

  19、彭德懷的“特權”

  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面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面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面條給了傷病員。

  20、賀炳炎探親“三辭劉專員”

  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

  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

  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

  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

  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

  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盡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么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

  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干什么?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21、餓倒在糧食挑子旁的糧草官

  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松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

  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團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饑餓難忍。于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

  “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么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這日晚飯,大伙吃了一頓野菜稀飯。

  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么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饑,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

  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松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

  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后,問:“可運,你怎么啦?”

  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團子,他舍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

  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22、朱正傳分到皮襖讓給同志

  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

  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23、胡錫奎與一個數字的故事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

  小鄭是宣傳部干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干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里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么根據嗎?”

  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志上抄來的,有根據。

  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

  鄭干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 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

  此事傳開后,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扎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24、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后抽調了120多名干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

  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匯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

  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

  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25、黃克誠深入基層被戰士認成股長

  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干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問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后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26、胡耀邦不做“過路神仙”

  1963年5月間,胡耀邦帶領地委工作隊到瀏陽農村做社會調查,到達瀏陽后,立刻就召開了“四查四幫”運動動員大會。會后,胡耀邦到了官渡區的沿溪公社聯盟大隊調查,召集部分農民開座談會。會上一些農民反映大隊長張啟流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并且有經濟上“四不清”的表現,進而懷疑此人經濟上也有問題。胡耀邦便在這個大隊住了一晚,想親自把張啟流的問題查個水落石出,但第二天他因突然另有急事要去處理,于是留下兩名工作人員后就匆匆走了。

  張啟流得知胡耀邦要調查他的問題,但這位大隊書記不以為然,放風說,胡耀邦是過路干部,湘潭地區這么大,十個縣,走一遍都來不及,不可能管到一個小小生產隊,今天來明天肯定走,我不怕他。他得意洋洋地對群眾說:“你們想告倒我么?哼,別高興得太早,上面來的人都是‘過路神仙’——歇歇腳就走了!”然而,張啟流怎么也沒料到,兩天后胡耀邦又回到了聯盟大隊。他聽說張啟流大放厥詞和洋洋得意的情形后,哈哈大笑地對群眾說:“好家伙,好家伙,真有意思!”接著,他又對彭仲先(時任官渡區委書記)等陪同的干部說:“我就不當‘過路神仙’,我住下來,不走了,不查清問題,不收兵!”胡耀邦這一住就是一個多星期,徹底查清了大隊部的經濟賬和存在的經濟問題。他對張啟流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又本著實事求是和教育挽救的原則,合情合理地對張啟流作出了處理。

  27、劉伯承獨創“重疊待伏”戰法同一山溝兩次殲滅日軍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 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

  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回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余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于10月26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余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余人。

  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盡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點再次設伏。

  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余騎兵和300余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于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后,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余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

  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贊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跡”,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后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28、李先念無懼降6級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

  一天,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干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干下去。”

  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里,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9、一根油條引發的整風

  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扎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饑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饑。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里,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并親自到茶葉鋪還錢并賠理道歉。

  30、聶榮臻力排萬難帶領科技大軍造出導彈原子彈

  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

  兩個月后,我國將發射自己仿制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

  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制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

  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后,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后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進程。

  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

  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后,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于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31、為鬧革命與兄弟分家

  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盡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

  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

  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32、摳門的方志敏

  土地革命時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干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志敏知道后,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準。

  33、任弼時大喊陳獨秀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后竟失態地沖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

  34、“秦老專”的本色

  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

  “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

  “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

  “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

  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干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么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里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

  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35、7歲女孩兩次給李先念寫信

  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于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

  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于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

  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

  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沖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

  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36、惲代英為亡妻守義十年

  惲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擔任中國首個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人們最稱道惲代英的,不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

  在情感甚篤的妻子沈保秀難產去世后,惲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復娶”,此舉不僅是懷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戰。他雖才華譽滿天下,卻拒絕眾多提親求愛者。

  “守義十年”后,惲代英約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墳前,悼念說:“古人強迫女人守節,我堅決反對,而我為你守義,卻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給那些歧視婦女、不守信義的人看,人間還有真情在。”

  后來,他與長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結束了“守義”。

  惲代英具有超人的堅定意志且甘愿苦行,當年便有人稱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組織反英的“甘地”作為他的綽號。他受聘安徽某師范時,師生們仰其大名前往碼頭相迎,不料他卻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門口,結果被視為“腳夫”而拒之門外。

  37、毛澤東“未便再薦”的故事

  李淑一是烈士遺孀,又是楊開慧的親密朋友,能詩善文,有人請求毛澤東將她推薦到中央文史館。1954年,毛澤東為此寫信給秘書田家英說:“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種幫助否?”,文史館選人以嚴而拒納,這是嚴于用權,毛澤東同志“未便再薦”,沒有以權壓人,這更是嚴于用權,同樣都是為了一個“公”字。

  38、劉伯承拒過生日

  1942年12月,劉伯承迎來50歲的生日。中央決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為劉伯承舉行萬人慶祝大會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后軍民的斗志。劉伯承得知為他舉辦祝壽活動的消息后,內心十分不安,始終不愿意說出自己生日的具體時間,政治部只好自行決定,在12月16日為劉伯承慶祝生日。與此同時,八路軍129師的各報記者前往師部采訪劉伯承,希望他談一下自己的經歷,都被劉伯承婉拒。被潑了冷水的記者不甘心地進一步申明說:“師長,不是給您慶賀50歲壽辰嘛!這是我們的工作呀!”劉伯承聞言后更堅定地拒絕說:“慶啥子壽嘛!我不曉得。你們無事找事,不要這樣搞好不好?群眾都還沒有吃飽肚皮!走吧!走吧!”

  39、周恩來讓侄子一輩子留在淮安

  1961年7月3日,周恩來的侄兒爾輝在北京結婚。結婚后,新郎回鋼鐵學院工作,新娘回淮安縣工作,成了一對牛郎織女。當鋼鐵學院知道了周爾輝和總理的關系后,決定把女方調到北京。

  周恩來知道后,親自動員侄兒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國務院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么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爾輝夫妻很快回到淮安縣,同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

  40、陳云的樸實生活

  延安時期,陳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他對鋪張浪費現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評隨意扔掉飯菜的惡劣現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飯要照鏡子。”就是不僅要把飯菜吃完,還要用饅頭擦凈盤底的油漬,讓盤子像鏡子一樣干凈。陳云對待自己更加嚴格。1938年3月,陳云和于若木(下圖)舉行了十分儉樸的婚禮。結婚當晚,陳云只花一元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一起工作的同志來熱鬧了一下,就算是辦了婚禮。婚后兩人一直相敬如賓,感情很好,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滄桑歲月。

  41、羅厚福帶領新四軍戰士屋檐雪地度除夕

  1942年臘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聲“噼噼啪啪”響過之后,熱鬧一天的孝感季店鄉馬家灣總算靜下來了。這時,在凜冽的寒風中,一支隊伍悄悄地向這兒開來……

  一清早,年過花甲的馬大爺為圖吉利,特意起了個早床,搶先第一個“出行”。

  開門一看,皚皚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發現屋檐下,草堆旁,蹲著一尊尊雪人。馬大爺一陣納悶:“莫非是菩薩真的顯靈,保佑我們這些百姓?”就在這當口,雪人紛紛站了起來,發出嗶嗶剝剝的炸響聲。這下可把馬大爺驚呆了,他木人般地站著,看著雪人朝自己走來。

  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過斑駁晶瑩的冰層,看到了灰布軍裝。“啊,新四軍!”馬大爺大聲叫起來,急忙跑過去,一把握住戰士們凍僵了的大手。

  原來,羅厚福帶領新四軍分區部隊執行緊急任務后路過馬家灣時,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攪了鄉親們的好夢,嚴令戰士們不得叫門進屋。

  馬大爺看到戰士們臉上烏紫,凍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氣,連連責怪:“為什么不叫門,為什么不叫門啊?”戰士們聽了,樂得直笑:“大爺,這是紀律。”“紀律,也不能挨冷受凍啊!”馬大爺越說越氣:“不知老羅怎么搞的?我找老羅算帳去。”

  42、朱德的扁擔

  1928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就是敵人。

  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

  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43、宋慶齡申請加入共產黨臨終前實現夙愿

  新中國成立后,她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和國務活動中更顯示出了一個偉大女性的崇高風范,獲得普世尊敬。為了便于代表黨的統一戰線,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黨中央鄭重提出入黨申請……

  宋慶齡一生得到了很多頭銜和榮譽,但宋慶齡卻對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個光榮稱號情有獨鐘,一生曾三次向組織提交入黨申請,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黨申請,這說明在她心目中,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比任何頭銜和榮譽都要光榮都要重要。

  不僅從宋慶齡入黨的次數,而且從她知道自己入黨后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她對黨員身份的渴望。宋慶齡1937年第一次申請入黨時,當聽到聯絡人對她說“你和共產黨員一樣”后,她表表現地特別高興,還要請聯絡員吃飯。就是在她病危中,當聽到中央已經批準自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眼含熱淚。宋慶齡一向給人的感覺是堅毅和剛強,但當她聽說自己入黨后的眼淚說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動,她一生為之奮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因為這一稱號對她來說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44、為修繕西花廳自我批評

  有關部門趁周恩來外出,對西花廳舊房進行保護原建筑物的修繕,把地面方磚改成地板,墻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還添了一些新的辦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來回京后指著房間里的新添家具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出去。否則,我不進去!”事后,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對我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么多的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眾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么影響?……”

  45、私事要花個人錢

  1956年的一個星期天,周恩來到北京中國照相館照相,準備出國時送給外國元首,要照相館再多印幾張。照相館職工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愛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張12寸照片贈送總理。幾天后,周恩來讓工作人員前去結賬,要求照相館開兩張單子,一張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錢,另一張是總理自己留下的幾張照片連同照相館贈送的那4張,由總理個人付錢。

  46、不許“估計”“大概”“差不多”

  周恩來十分重視數字和百分比的準確性,不允許用“估計”“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問題,更不允許不懂裝懂。對計劃項目,數字要詳細審查,親自筆算。有一次為了及時核實糧食定量,已經連續工作了17個小時的周恩來,一進臥室便戴起老花鏡聚精會神地計算起來。前去送藥的護士見此情景心疼地說:“像這樣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周恩來嚴肅地說:“你說這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怎么能這么看呢?這可不是小事,關系到億萬人民吃飯的問題。”

  47、警衛西柏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召開七屆二中全會。2月底,參加會議的同志陸續來到西柏坡。為了保證會議安全,周恩來找來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志純匯報準備情況。他問:“如果出現最壞情況,你們能阻擊多久?”方志純回答:“中央需要我們阻擊多久,我們便堅持多久!”周恩來看著他們,略帶批評的口氣說:“光有決心不夠,要有切實的措施和精確的計算。”他不僅想到敵人可能從地面上來,而且還想到如果來了空降部隊該怎么辦。

  48、病危中的吶喊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幾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來潑污水。9月20日,北京305醫院做好了一切準備,周恩來將在這里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找來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問題”的專題報告講話錄音稿。還讓鄧穎超將這個講話錄音整理成書面材料。手術前,周恩來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躺在手術架上強撐著病體,看了一遍稿子,用顫抖的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并注明“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術室時,他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地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周恩來對邪惡勢力的控訴,他簽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間的重要文件。

  49、陳云的秘密

  上世紀60年代,為回籠貨幣,國家實行高價商品政策。陳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價買了一床毛巾被,誰知第二天就降價了。花了冤枉錢,陳云卻對妻子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講。

  50、王樹聲大將為什么幾次搬新家未遂?

  建國后,王樹聲就任總軍械部部長,按照規定有關部門打算給他修建一套設備齊全、裝修較好的住房。但王樹聲謝絕了。他堅持不建單獨小院、樓房,只建一般平房。這樣,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狹窄低矮的平房里。

  總軍械部撤銷后,他到軍事科學院工作,組織上決定為他另覓地方,建造新居。開始,找的房址在玉淵潭附近,風景宜人。老將軍一眼看中,正待說定,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幾處民房,即問礙不礙事。規劃人員說,如果要在這里建房,就動員那幾戶人家搬遷。王樹聲思忖片刻,擺手說:“還是算了吧,憑什么要攆人家老百姓!”

  后來規劃人員在故宮筒子河畔找到一處明清時期古建宅院,當時無人居住,就請王樹聲過目。王樹聲覺得很不錯,便問“這么好的地方,為什么沒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員說,這原是西藏某上層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長選中這個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樹聲一聽,連連搖頭說:“不妥,不妥,少數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這是民族政策,他現在不住,以后還是會把他請回來的。再說這是古建筑,破壞不得的,麻煩你們再選一處看看吧。”

  又過了一陣子,規劃人員在北京飯店西邊找到一處無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樹聲一看比較滿意,但一問,這原是某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王樹聲斷然說:“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黨派的機關呢。”陪同人員說他們早被紅衛兵趕跑了。“那是胡鬧!”王樹聲眉頭一鎖道:“民主黨派關系到我黨的統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們遲早會回來的。”

  就這樣,王樹聲一家仍住在原來簡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去世。

  51、劉少奇勤于學習被稱為“劉九書柜”

  劉少奇從小就喜歡讀書,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鄰右舍都稱他“劉九書柜”。

  早年求學期間,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和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蕭勁光回憶說:“到了東方大學后,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他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

  從蘇聯回國后,盡管他長期斗爭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連天的烽火前線,對于讀書學習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沒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戰爭處于非常艱難的時期,一次新四軍支隊司令張愛萍去看望劉少奇,當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他進屋一看,劉少奇正在微弱的燭光下專心致志地讀書,順眼望去,“書頁上畫了好些紅的藍的圈圈點點,有的上面還批了字”。

  即便是病休期間,劉少奇也不放松學習讀書。有一次,劉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覺得這正是讀書的好機會,于是在從北京動身時,就把厚厚的幾本范文瀾著的《中國通史簡編》塞進了行李包。劉少奇對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沒什么興趣,整天在屋里埋頭攻讀。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時坐著讀書,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動也不動,進入一種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結束時,幾大本的 《中國通史簡編》讀完了。以這種“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來讀書,是劉少奇終身堅持的一種生活狀態。

  52、董必武中了秀才不請酒

  1903年6月,剛滿17歲的董必武考取了秀才,獲得附學生員的資格。按照當時的規矩,獲得功名的人回來,鄉里鄉親要在東門放鞭炮迎接,還要送禮、請客,慶祝這件大喜事。

  但董必武卻認為中了秀才“沒有什么了不起”,他故意繞道回家,請父親向親友、鄰里說明一二,并堅決不收禮物,只是按照舊規做了一件新長袍和一頂新帽子。后來他仍穿著舊衣舊鞋,自己挑著行李長途跋涉,四處求學。樸實之品格,可見一斑。

  53、毛澤東禁徇私:親戚排隊3天沒買到票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云鳳趁著秋收后的農閑,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興奮地說:“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啊!”

  暢談過后,毛澤東交代兩位遠道而來的弟弟:“你們在北京住上幾天,還是早點回湖南去。”并解釋說,“我當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要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福利。”

  閻長林派警衛戰士金武森送他們去前門東火車站買票坐火車。

  當時火車站沒有預售票制度,只售當天車票。警衛們帶著毛澤連、李云鳳到火車站排隊買票,誰知人太多了,連著兩天都沒買到。

  當晚,閻長林把警衛班班長武象廷找來談話,叮囑他說:“武班長,明日你親自到火車站送他們,一定要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務”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倆叫上,然后一起頂著寒風,到達了前門東火車站。

  盡管這次來得比前兩次都早,但售票處還是擠滿了旅客。他按順序排了半天隊,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聽見“啪”的一聲,售票窗口關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著關掉的售票口,又氣又急。他走過去敲開了售票口的門,央求售票員說:“能不能售我兩張票,只兩張,有萬分緊急的事情!”還說了好多感謝的話。可售票員把臉一板,不高興地說:“沒票就是沒了,再說好話也不頂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車站辦公室主任,把毛澤東兩位弟弟為回湖南老家連著三天都沒買到票的情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后說:“實在是沒辦法,只好請你幫我買兩張車票。”主任聽后,滿口答應。

  這項“政治任務”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卻始終不敢把這件事如實告訴毛澤東。因為警衛員們都知道,毛澤東不允許親戚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員“走后門”,肯定要挨批評,并且還要寫檢討。

  54、周總理的十條家訓

  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結婚,但膝下沒有親生子女,故此收養了三個干女兒,所認的三個女兒(孫炳文之女孫維世、孫新世,弟弟周恩壽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來至親的朋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家過去失去聯系的一些親戚來找的多了,他們有的想托周恩來幫助辦一些事情,這讓周恩來很傷腦筋。同時,三個“女兒”在外面表現如何呢?在自己的親戚和相識的友人中,會不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去謀取一些違背原則的個人私利?為此,周恩來提出,要給大家立個規矩,三個“女兒”都表示贊同。 周恩來說:“這個規矩不光是給你們的,也是給我們周家所有親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誰要不遵守你們也可幫我監督。”“你們每個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隨時提醒自己。以后我們周家的親戚朋友來了,也要發一份給他們。”

  這十條家訓是: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順路時來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過這十條家訓,周恩來對親屬提出了比他人更嚴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在內務部供職時,周恩來特地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要給周恩壽的干部級別定低一點兒、工資向低標準靠。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定級為行政五級,本無可非議,但周恩來仍要壓低一級,按照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至于周恩來的侄輩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沒有額外沾上一點兒的“光”。對于孫維世、孫新世這對烈士的女兒,周恩來對她們雖然關愛有加,但也是嚴格要求,從不許她們有一點兒特殊。

  多年以后,這位開國總理逝世,他的所有親屬,特別是鄧穎超都是嚴格遵守這十條家訓的。鄧穎超逝世后,有關報紙公布了她生前所寫的一份遺囑,其中有兩條尤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么故居和紀念館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二、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系,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也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顧。

  55、毛主席7個月不吃肉識破炒青菜里偷放的雞湯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曾48次下榻東湖賓館,主席詩意地稱這里是“白云黃鶴的地方”。那么問題來了,在湖北停留期間,領導人每天吃什么?

  在世人看來,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應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盤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實,主席的生活十分儉樸。平時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年5月,主席到武漢時,隨行人員就特別囑咐“不要弄肉給主席吃。要不,主席會發脾氣的。”原來,當時國家面臨經濟困難,主席給自己訂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個月不吃一塊豬肉,有時工作一天只吃一盤馬齒莧或菠菜之類。

  有一次,廚師心里實在過不得,靈機一動做了一道“素菜湯”。他先將母雞清燉,然后取出雞肉,再將雞湯里的油汁過濾干凈,最后將青菜下進湯里。主席吃飯時似乎有所醒悟,便詢問菜湯里怎么有雞湯味,廚師只能敷衍說是多放了點味精。

  毛主席還發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幾乎天天吃。所謂娃娃菜,其實就是蘿卜苗的葉柄燒制而成,連農民都不吃,因為它清苦粗糙。主席說,“我就是愛吃它的苦味。”而且還把這道菜推薦上了國宴。

  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設國宴招待朝鮮客人,他向外賓介紹,“這道娃娃菜營養價值很高,中國皇帝也吃娃娃菜。蘿卜在中藥書上有名位,叫地陽參,很補人哩……”

  其實,主席說的“娃娃菜”,史料無從稽考,倒把在場的好多人逗笑了。后來,每次國宴,主席都沒有忘記娃娃菜。

  56、朱德21年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這是朱德身居高位時嚴格律己的基本準則,更是他貫徹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寫照。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他堅決不要元帥工資,直至他去世的21年間,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跟隨朱德多年的秘書郭仁后來回憶說:“委員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委員長逝世后大家才知道這件事。”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尤其是在擔任中央重要領導職務后,每頓飯也都是三菜一湯,三盤菜是兩素一葷。早上洗臉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總是對服務人員說:“要注意節約,節約一滴水、一分錢。自來水不是自來的,不能浪費。有錢不能亂花,要支援國家建設。”

  平時,朱德穿的都是舊衣服,破了補上補丁繼續穿。連床上的被褥和床單都是打著補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們和工作人員要給他換新的時,他總會說:“衣服被子只要整齊干凈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接見外賓較多,考慮到國際影響,工作人員準備為他做兩套新衣服,好在參加外事活動時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錢省下來可以支援國家建設嘛!”后來經過各方面人員的共同勸說和動員,他才勉強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堅持自己出錢。

  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家里來往的客人多,虧欠了50多斤糧食,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雖然這是政策允許的,但朱德還是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顧,不愿意讓國家多為他花一分錢。最后,朱德堅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糧食”的辦法把虧欠的糧食全部補了回來。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他還曾對孫輩們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里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時間,每天睡眠時間很短,到了吃飯的時候,總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辦公室。他總是說:“我能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這樣可以為毛主席分擔一些工作,年輕的同志也可以騰出手來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有一次,女兒朱敏勸他:“你是近90高齡的人了,這樣會吃不消的。”他認真地說:“人活著是為什么?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時孩子們也勸說:“爺爺,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啊!”他總是說:“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時間很寶貴。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 生死不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57、周恩來:對數字不許說“大概”

  周恩來一向以儒雅著稱,但他對工作卻非常嚴格。不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長們曾說過:這輩子有“兩怕”:怕主席的威嚴,怕總理的認真。

  確實,周恩來對那些不負責任的人和事會予以嚴厲批評,尤其是對那些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部長們,要求更高,有時甚至會讓人下不了臺:“你簽了字,問你情況答不上來,那就是官僚主義!”

  一次,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會議,各部委逐個匯報工作。其中,一位部長照著稿子一字一句地念著現成的材料,甚至不時還念錯了。開始,周恩來雖然不滿,但還是克制著,只是嚴肅地提醒說:看清了再念!但接下來,情況依然如故。“不對!”周恩來再也無法控制心中的火氣,且迅速說出了相應的準確數字予以糾正。

  后來,周恩來對這位部長說:這些文件送國務院時都是蓋過章的,說明已經你們審閱過,為什么還要念錯?“這項工作是副部長主持,是辦公室主任簽的字。”那位部長忙解釋道。

  “那么,這里的問題到底是制度不健全還是責任心不強?”“有制度問題!”周恩來先嚴厲批評,再放緩聲音:有些文件質量很差,可也蓋了章送到我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寫。現在我宣布一項明確規定:凡是向黨中央國務院送文件,不能只以蓋章為準,要有部負責人、各委辦直屬局負責人簽字才能送。這樣,以后我在文件上發現問題,部長簽字我找你部長,副部長簽字我找你副部長。你簽了字,問你情況答不上來,那就是官僚主義,就必須作檢討。

  趙煒是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時間最長的秘書,他對周總理務實工作的精神感受甚深。

  1958年,全國掀起大煉鋼鐵運動,周恩來需要隨時掌握全國煉鋼的進度。在他的辦公室,豎著一塊大黑板,上面畫了表格,有全國煉鋼的各種數據。那時在財經組工作的趙煒每天要在周恩來起床前將更新的數據寫在黑板上。一天,趙煒剛填好數字,周恩來迎面走了進來,指出上面有個數據不對。趙煒就迅速回到辦公室重新核對,結果發現數據沒錯。周恩來知道后立即說:哦,那是你對了,我記錯了。

  周恩來就是這樣,近乎苛刻地對待每一個數據,“大概”“可能”“也許”這類詞是堅決不能說的。

  58、聶榮臻力排萬難帶領科技大軍造出導彈原子彈

  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

  兩個月后,我國將發射自己仿制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

  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制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

  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后,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后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進程。

  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

  聶帥心情沉重,卻鼓勵大家說:“科學試驗室允許失敗,關鍵是要從失敗中得到教訓。”

  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后,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于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聶帥在1956——1966這十年時間里,帶領科技大軍攻堅關、排萬難,研制成功導彈、原子彈,為我國尖端技術和航天事業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人們稱聶榮臻是“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偉大奠基人。”

  59、陳賡創辦軍事學院曾堵廁所逼著周恩來做批示

  1952年6月,中央軍委把在朝鮮指揮作戰的志愿軍代司令員陳賡調回國,任命他為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

  陳賡開始了艱難的辦學,然而擺在陳賡面前的是,一無校舍,二無教師,三無教材和設備。

  困難嚇不倒他,一個月后,陳賡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選定在哈爾濱建院。又過了一年零三個月,新中國第一所多軍種綜合性的軍事工程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正式成立。錢學森在參觀完哈軍工后說:“這么短的時間辦起這樣一所完整的、綜合的軍事技術學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跡。”

  殊不知,陳賡為創造這一“奇跡”,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

  辦學最大的困難是師資力量缺乏。陳賡向著名專家求教,列出教授名單,想方設法從各地大學調人,并多次拿著名單請周恩來總理批示。

  1952年11月5日,陳賡又找到周總理,周總理正在主持會議,陳賡就在門口等。會議中間周總理上廁所,剛從廁所出來,陳賡就遞上了報告。周總理說:“什么事這么急?連解手時間你都不放過。”陳賡說:“您不是讓我抓緊時間建哈軍工嗎?”總理開玩笑地說:“你真有辦法,找到廁所來要我辦公,這是你的一大發明。”周總理看完報告,立即作了批示。

  陳賡以非凡之舉為哈軍工請來大批的優秀教授和專家學者,對他們非常關心。陳賡自己住小平房,而把學院一棟最好的樓房作為他們的宿舍,并為他們專門建了飯廳,請廚師為他們做飯。他還親自抓專家、教授的家屬就業、子女升學等問題。

  對陳賡的做法,當時有個別老干部不理解。對此,陳賡給予了嚴厲批評:“你們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們十年寒窗苦熬出來,也不容易呀。現在我們國家的國防建設迫切需要科學技術知識,你們懂嗎?你們是老共產黨員,調你們到這里來,是讓你們來發揚光榮傳統、來帶作風的,不是來攀比照顧的!”他接著說:“辦學校好比開飯館,飯館名聲怎么樣,關鍵看大師傅手藝,教授就是掌勺的大師傅,學員是就餐者,我們干部是端盤子的,為教員、學員服務。”

  辦學不能沒有教學科研大樓,為了建樓,陳賡經常深入基建工地,遇有重大事情,隨即與基建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商談解決。他不顧自己在戰爭年代留下的腿傷,多次爬上腳手架同工人交談,查看工程質量。僅僅7個月時間,10萬平方米36棟教學科研大樓便拔地而起。

  戰爭年代留下的傷痛、長期艱苦的生活和超負荷的工作使陳賡的身體每況愈下。醫生一再叮囑他少活動、多休息,可他卻不停地操勞奔波。1960年底,陳賡知道屬于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愈發抓緊時間,想為黨多做些工作。他惦念自己親手創辦的哈軍工,提筆給院黨委常委寫信,提出自己對調整后的學院工作的建議。然而,哈軍工的師生怎么也沒有想到,這竟是陳賡寫給他們的最后一封信,1961年3月,陳賡大將與世長辭。他逝世時,董必武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寫了一首挽聯:“從軍原是為人民,百戰勛勞總不矜……”

  60、周恩來一個個給清潔員、廚師拜年

  1963年歲末,周恩來、陳毅一行對阿爾巴尼亞進行為期九天的訪問。經過了民間活動、官方活動,加上阿方舉行的跨年晚會后,已經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點了。

  總理的翻譯范承祚在四樓的辦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譯文件資料后,已經是凌晨四點四十分。他躡手躡腳地下樓,準備回到位于總理房間隔壁的他的臥室。

  就在他盡可能放輕腳步怕吵著總理時,一聲無比親切熟悉的聲音傳來:“小范啊,怎么還不休息啊,明早還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見總理身披舊尼大褂,站在走廊盡頭和警衛員在談什么事。他不理解總理為什么說明早還有事,因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經他翻譯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沒有活動的。但是小范也沒敢多問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領帶都沒有解開就睡著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時,總理的換班警衛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來,總理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點多,他想起凌晨總理說的“有事”,就趕忙爬 起。

  來到大廳,看到已經穿戴整齊的周總理,神采奕奕,風度翩翩地從行宮的漢白玉臺階上拾級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經連續參加了幾天的活動,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沒合眼。

  金碧輝煌的大廳經早起的工作人員清掃收拾,已經又煥然一新,想象不出兩個小時前這里剛辦過一場盛大的狂歡。此時大廳幾乎沒有任何人,顯得很安靜。

  可就在總理剛走到了大廳里,大廳的門竟突然打開了,涌進來幾十號阿爾巴尼亞行宮的工作人員。他們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掃后,沒想到來自中國的總理也這么早就起來了。

  于是他們驚喜萬分地涌到總理的身邊,都想一睹周總理的風采。而總理似乎并不吃驚,他一個個地與這些清潔員、廚師、接待員、倉庫保管員等握手問好,給他們拜年。有拿著簸箕的清潔女工局促地站在墻角,不好意思上前,總理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謝。

  這時,小范才明白總理說的“有事”原來是這么回事。總理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沒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況下,來給阿方的工作人員拜年。

  遺憾的是,因為現場沒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員,也沒有中外記者,所以這溫馨的一幕,沒有留下任何圖片和報道,只是在這些工作人員的心里,留下了永遠值得回憶的感動。

  61、李先念借馬幫助老百姓娶老婆

  1939年起,李先念率領部隊挺進豫鄂邊區,孤懸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李先念深受當地百姓愛戴,從一件小事中可見到他是如何走近群眾的。

  有一年冬天,本來是大喜的日子,但是大悟縣白果樹灣的一家老百姓卻犯了難。這天寒風凜冽,村里的路面已被凍成“玻璃”,異常光滑,迎親的隊伍根本無法抬著花轎在上面行走,老百姓一時都犯了愁。

  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里傳開了,村里的軍隊士兵和老百姓聊得很熱,但是大家都一籌莫展。眼看迎親的時間就要到了,村里的人只能干焦急。

  “就讓新娘親自走上門咯。”士兵們和老百姓開起了玩笑。顯然,這是“不合禮數”的,農民們雖然平時在衣食住行方面不講究,但真要到了這種重要的節日他們可不敢有半點馬虎,畢竟這是“面子和里子的問題”。

  不經意間,這個笑話傳到了李先念的耳朵里,他馬上脫口而出:“這有什么難,就騎我的馬,風風光光多氣派,就這么辦!”

  當時村里只有李先念擁有一匹棗紅馬,這是組織專門配備給首長的戰馬,村民們和士兵們想都不敢想去碰首長的馬,但是李先念一再堅持:“我們打仗不就是為了老百姓嗎!”

  當士兵把這個消息告訴迎親的老百姓時,大家都樂得合不攏嘴,禁不住感嘆道:“這樣的首長打心眼里為老百姓,不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一心想著為老百姓解決問題,就連這樣的小事也替老百姓著想。”

  62、要像“苦瓜”一樣做人

  鮑先志是在"苦海"里泡大的。1歲喪母,5歲喪父,由叔祖父收養;15歲投身革命,19歲參加紅軍,與我軍著名將領、被認為是電視劇《亮劍》李云龍原型王近山和開國上將陳錫聯義結金蘭,且為兄長。

  鮑先志對家屬子女要求非常嚴格,他常常教育子女要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子女結婚,鮑先志只給100元錢。組織上給他配的專車,家人誰也不準用。但鮑先志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卻總是關懷備至。在得知家中的炊事員得了肝炎后,鮑先志親自與其談心、聯系醫療單位,并拿出500元貼補醫用,這在當時不是一個筆小數目。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將小伙子送上火車,囑咐他安心治療。

  鮑先志經常給子女講,做人要像"苦瓜"一樣,苦瓜無論和什么菜一起炒,只有苦瓜苦,而其它菜不但不苦反而更香。其子女都把"苦瓜"精神作為立身做人的行為準則,并且講給兒孫,使之成為鮑家的"傳世家訓"。

  63、開國上將陳再道“被改姓”不改回

  陳再道,本姓程。小時候,因聽長輩謬傳"九李十三陳,都是一家人"可以不分姓氏,他信以為真。加之麻城方言中"程"、"陳"讀音不分,參軍時被人筆誤為陳姓,由此沿用不改。紅軍時期,有老鄉發現這個錯誤,勸他改過來。他根本就不想在宗族姓氏等小事上花心思,說:"姓什么還不是要提著腦袋干革命?"到了晚年,有人和他調侃說:"你的大號搞錯了,錯的好哦,這樣閻王找不到你本人,你就要多活百兒八十歲了!"將軍道:"么能那樣緊活,能活過八十就心滿意足了。再多活就是白吃人民的糧食,白花國家的錢!"。

  64、何耀榜司令為戰斗拒絕高位截肢保守治療

  何耀榜同志是鄂東軍區的副司令員,身負重傷,特別是雙腳感染潰爛,如不及時治療,將會危及生命。

  10月13日,六縱衛生部人員看了何司令的傷情后,頓時一個個嚴肅起來,霎時間,大家都沉默不語,空氣仿佛凝固了。良久,還是所長王子豐首先打破沉靜,緩緩堅決地說:"事不宜遲,必須立即施行高位截肢手術"。何司令從同志們的表情上已經看出自己的病情不尋常,但一想到今后的戰斗,沒有腿,可怎么辦?于是以探詢的口氣說:"能否不截肢,保守治療?""只有截肢,且只有在膝蓋上部截肢,治療才有把握。"醫生們耐心解釋著,他們多么理解司令此時此刻的心情呀,對于一個馳騁沙場,與敵人浴血奮戰的戰將來說,有什么比一雙健全的腳重要呢?可眼下何司令的傷情太嚴重了,不截不行啊!

  "要截肢,必須在膝蓋以下。"何司令以不容置辯的口氣說。"你們講的道理我懂,不過,鋸掉膝蓋以后,我連馬都不能騎,還怎么指揮打仗呢?同志,請想想辦法吧,倘若手術真的失敗了,我毫無怨言!"這是多么高尚的精神,多么偉大的人格啊!

  65、王新亭將軍的家規

  1963年的一天,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上將王新亭同志,偕同夫人田維新到北京飯店參加一個為外國軍事代表團舉行的招待會。

  當王新亭夫婦談笑風生地和大家握手的時候,一個青年軍官走到田維新面前舉手敬禮:“媽媽,您好!”人們同時一驚。

  大家不約而同地看看那年輕軍官和田維新同志,又不無疑惑地望望王新亭將軍。其中的一個負責同志正要開口詢問王副總長,王新亭將軍右手一揮,笑著說:“進去吧,時候到了。”

  人們疑惑不解,似乎在問:“王岳生的父親不是總參的參謀王進嗎?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來,王新亭和田維新有6個孩子,其中就有5個參了軍,為了叫他們丟掉高干子弟這根拐杖和大紅傘,經受一個普通戰士應有的鍛煉,還是在大兒參軍之前王將軍就和田維新商量立了一條家規——“子女從軍紀律”:孩子入伍填表時,在直系親屬一欄中只準寫:“父親,王進,總參謀部參謀”,入伍后不許透漏父母親真實姓名和職務,否則就是違反紀律、破壞家規。

  以后,他們的5個孩子先后在南京、北京、二炮等部隊服役,個個都嚴守了這條家規,因此和他們一道共事多年的戰友,誰也不知道他們就是王新亭將軍的子女。

  66、不為一臺照相機搞特殊

  1954年,董必武率領黨政代表團去東歐訪問。臨行時,他15歲的兒子對隨行的工作人員說想要一臺照相機。這位同志出國后和使館的同事聊天時順便提到了這件事,使館的同事當真給買了一臺。回國后,董必武見孩子擺弄照相機才知道這件事,并叫秘書立即帶上照相機和相當于照相機市價的錢款到外交部去作檢討,請外交部決定留照相機還是留錢款。外交部的同志深知老董的脾氣,知道他一貫公私分明,就留下了照相機。

  67、劉華清力勸弟弟在家種田

  在劉華清將軍的故鄉湖北大悟縣呂王鎮劉家院子,還有他的一個親弟弟劉梅清在家務農。據78歲高齡的陳文清老人回憶說,家人每次去看望劉華清,他總會給家人一點路費,但絕不多給錢。有時,家人和他談及安排工作、找關系、要錢之類的話題時,將軍總會很不高興,且絕不會辦理。

  有一年,老縣長黃世鵬和劉梅清拉家常,說:“你家老三當這么大的干部,你怎么還在家種田?”劉梅清說,1947年,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時,劉華清回家吃了頓午飯,這是他投身革命后第一次還鄉。臨走時,劉梅清想跟三哥一起走。劉華清說,“弟兄四個,就你身體最好,希望你在家把田種好。你留在村里有田種,有活干, 不是很好嗎?”就因為這句話,劉梅清守著老屋當農民。后來,劉梅清為自己的事去找哥哥,都被拒絕,便當了一輩子農民。

  黃世鵬說,劉華清做事很講原則,他沒有因為“虧待”弟弟而照顧子侄輩,劉梅清的一個兒子還是因為參軍轉業,才得以到國稅系統工作。

  68、葉挺將軍寧肯餓肚子也不吃嗟來之食

  皖南事變后,葉挺同志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恩施。

  葉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間,國民黨反動派軟硬兼施。一面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派特務以“勤務兵”名義進行監視;一面不斷指示達官要人,前來游說勸降。葉挺同志大義凜然,予以痛斥:“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是時,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湖北省主席陳誠為了“軟化”葉挺同志,曾親以“老同學”之名,饋送奇缺之物,葉挺同志皆拒之不受。

  陳誠沒辦法,只能來硬的,從生活上折磨葉挺同志,日給兩餐,且為發霉之包谷與糙米。郊區雜草叢生,蚊蟲成陣,連破舊蚊帳也不給予,迫使葉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瘧,睜眼等天明”(葉挺同志在恩施所賦詩句)。但葉挺同志始終不為所屈,常以“寧肯餓肚子,也不吃嗟來之食”自勵。在艱苦環境中,他帶領獨生女開荒種地,飼養豬、兔、雞、鴨,以己之汗水改善生活,沒有為五斗米而折斷自己硬朗郎的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也沒有趨炎附勢,而是抬頭挺胸做一個真正的人。

  69、不做“紅墻里的貴族

  有一天,劉伯承帶著子女去參觀中山陵,到了那里才知道園區因故不能接待參觀者。劉伯承正準備返回時,中山陵的負責干部趕來邀請他們進入參觀,但他一口回絕。回家的路上,劉伯承對子女說:“爸爸雖然是個高級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不能搞特殊化。”

  劉伯承還對子女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經常說,“干部子弟生活優裕,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

  1964年,劉伯承的小女兒劉彌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學院讀書,適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開展,大學生需到農村參加8個月的“社教”活動。劉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劉彌群參加,并語重心長地對她說:“下農村是好事,不要讓人說我們是‘紅墻里的貴族’。”

  70、王必成將軍下部隊的“罷宴風波”

  王必成將軍作戰機智勇敢,帶兵號令如山,令敵聞風喪膽。抗戰時期,所部新四軍一支隊二團,被江南百姓稱為"老虎團",他本人被稱為"王老虎"。解放戰爭時期,率華野六縱在孟良崮全殲蔣介石"王牌御林軍"整編七十四師,擊斃敵名將張靈甫,聞名全軍。和平時期,本色不變,以對黨的事業的赤誠忠實,對工作的勤懇扎實,對戰友的忠厚樸實,在人們心中留下了一個鐵骨柔情的英雄形象。

  王必成將軍吃飯喜歡一人獨餐,一桌一椅,一碗干飯,兩碟小菜。很少與家人共餐,幾十年如一日。他下部隊視察,凡擺酒宴的,均嚴詞拒絕。直到宴席撤去,他才上席;宴不撤,決不上席。他下部隊經常會上演"罷宴風波"。從不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作出的決定,言必信,行必果。

  71、劉華清上將為何兩次“走后門”

  劉華清上將被譽為中國的“現代海軍之父”和“中國航母之父”,他身為高級領導干部,居然也曾找人“走后門”。

  一次是找國務院副總理。他的家鄉在湖北省大悟縣,這次“走后門”就是為家鄉說話。國家計劃修京珠高速公路時,地方希望高速路過大悟,以帶動老區經濟發展。劉華清認為這個想法十分合理,也符合國家有關扶助老區發展的政策,于是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寫信反映情況,他這次“走后門”如愿以償,給家鄉人民送了一個“大禮包”。

  還有一次是找中央有關部門。這次“走后門”還是為家鄉說話。大悟縣磷礦資源豐富,1983年,大悟縣向省里和中央建議建磷銨廠,并將這個意圖向劉華清匯報。劉華清覺得建議很合理,于是向中央有關部門建議,后來國家計委派人到現場調查研究,批準了這個項目,這次“走后門”,他又一舉成功,給家鄉人民送了一個“聚寶盆”。

  心系革命老區,不忘家鄉父老,這就是劉華清的赤子情懷、平民本色。

  72、宛希先堅決跟著毛委員干革命

  秋收起義部隊在萍鄉蘆溪遭遇敵人的包圍,盧德銘在突圍戰中不幸壯烈犧牲,部隊減員較大。1927年9月29日,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起義部隊剩下不到1000人,又因總指揮的不幸犧牲,余灑度等人不斷散布流言蜚語,隊伍里籠罩著失敗主義的悲觀情緒,部分干部士兵徘徊動搖,有的開小差,有的想回家。起義部隊再次面臨分崩離析的險境。這時,宛希先果敢地站出來,協助毛澤東了解和分析部隊的思想動態,有針對性地做好士兵特別是干部的思想工作,保持部隊穩定。

  在毛澤東主持的前委會上,宛希先和其他前委圍坐在毛澤東身旁,熱烈討論了三灣改編的許多問題。會議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實行軍隊內的民主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關系。第二天,三灣村前,毛澤東向全體官兵宣布了前委的決定,然后宣布"愿留則留、愿走則走",回家的每人發五塊錢路費。毛澤東的話剛剛講完,宛希先第一個站到毛委員身邊,帶頭舉起右臂,高呼"堅決跟著毛委員干革命"等口號。在宛希先的鼓動下,一大批戰士爭先恐后地站到前面,愿意跟著毛委員,"堅決革命到底"的口號此起彼伏。在這種氣氛感染下,一些想回家的戰士也紛紛表示愿意留下,只有少數人離開了部隊。30多年后,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感慨地說:"宛希先是革命的追隨者。"

  73、官兵要有鹽同咸

  1928年冬,賀龍率領紅二方面軍某部來到湘鄂邊的高山峻嶺之中,冰天雪地,寒風刺骨。賀龍和戰士們一樣,一身單衣,一雙草鞋,幾天吃不到一粒鹽,喝不上一口稀粥。有一次,炊事員想方設法弄到手指尖大一點鹽巴,給賀龍專門炒了一碗有鹽的辣椒。賀龍嘗了一口,知道是炊事員專給他做的,便將那碗辣椒倒進大鍋里。炊事員上前阻擋,賀龍笑著說:“我們官兵一樣,有鹽同咸嘛!”

  74、李先念下連隊檢查工作自稱是通訊員

  1943年的一天,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到43團一連去檢查工作,正巧趕上連里開飯。為了不打擾戰士們,他就徑直走進火房,要求炊事員給點飯吃。也是湊巧,這個炊事員是個剛入伍的新兵,還沒有見過李師長的面,而站在面前的這個人風塵樸樸,洗得發白的灰軍裝上還打著幾個補釘,于是就問他是那個連的,李師長嘿嘿一笑說:“我是通訊員。”

  這個炊事員一聽就火了:“通訊員只能到營部去吃,連這個規矩都不懂?去,去,我這里是按人派的飯。”

  “糟!遇上鐵面包公,看來要餓肚子了。”李師長心里這么想,卻并不生氣,反倒笑著說:“你這個規矩自然是要遵守的,可營部的飯吃光了。哎,下不為例,少給點吃的可不可以?”

  炊事員見此真是感到為難,正搓著兩手不知如何是好,李師長的警衛員林喜來找來了:“哎呀,師……”又是巧得很,這個炊事員與林喜來是同鄉,不等他下面的話說出來就忙迎上去說;“是喜來!你來辦么事?”

  林喜來對師長歉意地一笑說:“我來護送首長。”

  “首長?哪個首長?”

  “李師長唄!”

  這個炊事員一聽可大吃一驚,呆呆地望著李師長。林喜來也是一驚:“怎么,你還不認識……”

  李師長忙打斷他的話,哈哈大笑:“小林呀,你這位老鄉好狠啰!硬是不給我飯吃。”

  李師長的說笑聲驚動了連里的干部戰士,大家呼喊著“師長”擁進了伙房。“好狠”的炊事員這才如夢初醒,忙擦擦頭上的汗向師長賠禮道歉。李師長親切地拍著他的肩膀說:“執行規章制度就是要‘心狠’,就是要堅決嘛。好,好!看來我這個通訊員還不如你呀!”

  75、5位戰士渡烏江

  1935年元旦,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耿飚化裝到烏江江邊偵察,他剛剛接到強渡烏江的任務。

  烏江素以天險著稱,為遵義的天然屏障。江面寬約250米,深不可測。水流湍急,水溫僅有 10度,對岸敵人密布崗哨,工事堅固。這么寬的江面,如沒有渡河工具,渡過幾乎不可能。二師立即趕制竹筏,同時挑選出習于水性的18個戰士,準備派他們游水過江,以擾亂敵人的警戒,掩護后續部隊強渡。

  第二天9時左右,18人中的8個勇士,每人各備駁殼槍一支,奮然躍入江中,帶著架設懸橋的繩索,向對岸游去。江寬水急,人雖游至對岸,可繩索怎么也拉不過江。只得以竹筏強渡,竹筏至中流時被敵擊沉,強渡無功而返。當夜,又組織第二次強渡,將單層竹筏改為雙層竹筏。4只竹筏同時強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邊。三連連長毛正華的第二筏劃至江中后也沒有了消息。

  第二天,強渡繼續進行,當竹筏劃至中流,只見從敵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幾個人來,向著敵人一陣猛烈掃射,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落荒而逃,我們的竹筏這才順利地登了岸。這些接應的人是誰呢?

  原來,毛連長于2日晚偷渡時,率戰斗員4人登第二筏,這個竹筏不知怎樣竟然靠了彼岸。在他們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卻都不見來人。這種情況下,5位戰士只能圍坐在一堆,在烏江邊石崖下過了一夜。

  第一批強渡的十幾個戰士與毛連長等會合了,在占領了敵軍的崗哨陣地后,繼續向敵人仰攻,接連幾個手榴彈,在輕機槍掩護下,刺刀用上去了,敵人陣地被徹底奪取了,一個排死傷過半,其余的倉皇逃竄。因此,天險的烏江,就這樣的被突破了。

  76、6只木船過金沙

  當紅軍到達金沙江畔后,根據中革軍委的指示,兵分三路搶渡金沙江:一路以一軍團為左縱隊,以龍街渡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軍團為右縱隊,以洪門渡為渡江方向;三路以軍委縱隊和五軍團為中央縱隊,以皎平渡為渡江方向。三路人馬均以最強的急行軍速度,趕往各自的渡口。一軍團和三軍團各自趕到龍街渡和洪門渡,都因沒有渡河工具,而被阻在金沙江畔。

  這樣,紅軍全軍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的中央縱隊身上。

  劉伯承率領中央縱隊干部團三營化裝成國民黨軍,乘守敵疏于防備的情況下,弄到了兩只船,當即就把一排人送過江。過江后才知道,川軍在皎平渡并沒嚴加設防,僅有一個收稅哨卡。當紅軍戰士沖進哨卡時,從酣睡中驚醒的川軍官兵還以為是神兵天降。紅軍戰士很快就找到川軍的4只船,連同原先的兩只船,現在已經有了6只船。

  不久,紅軍千軍萬馬靠著這6只木船渡過天險金沙江。

  當時是如何迅速而有序地過江的呢?陳云曾回憶說:“一切渡河部隊均須聽命于渡河司令部。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擔數,并標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只得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司令員,船中秩序必須聽命于這個司令員。”紅軍的組織能力,除表現于組織秩序外,還與極好地組織船夫密切相關。船夫第一天只有18人,后來增加至27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于紅軍渡河司令部除派黨的干部進行宣傳工作外,并優給工資。當時每天日夜工資大洋5元。工人“日夜進食六次,每次殺豬。而共黨指揮渡河之人員,則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渡河以后,除工資外,各給船夫大洋30元,因此船夫對紅軍頗有好感,很多人因此參加了紅軍。

  77、在休整中擴軍

  紅一軍團突破敵人封鎖線后,來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這里休整了一天。

  這里是當時粵漢鐵路的必經之地,鐵路剛剛在這里開工,聚有許多來此打工的湖南農民。他們住的是用松樹搭成的窩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們來此是因為家鄉遭受天災,原指望來此掙點工錢回去養家糊口,可工頭卻從來不發工資,遇有生災害病,工人們飽受煎熬,一些體質虛弱的人,已經奄奄一息。

  紅軍看到這批湖南農民,立即救濟他們,給他們發放谷米和豬肉,并發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還給他們發了路費。在紅軍的感召下,工人們三五成群地來到部隊,紛紛要求參加革命隊伍。一些年紀大的工人為不能參加紅軍而嘆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參加紅軍,跟著你們一道走。”他們說:“我活到這樣大的年紀,從沒有看到這樣好的隊伍,從沒有看到這樣真正為老百姓謀利益的隊伍,你們一定要成功啊!”

  對于參加紅軍的新戰士,紅軍將士都親切和藹地招待他們。一大群衣衫襤褸的工人,一下子就成為穿上軍裝的新戰士了。

  第二天,部隊繼續前進,隊伍人數增加了數百人。

  78、坐筐過繩橋會師

  1935年6月14日,中央紅軍一部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鎮會師。紅三軍團擔負中央交予的維護交通、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任務。彭德懷親自率領十一團來到維古村。

  這是個依傍高山、面臨大河的村莊。河上的橋已被敵人破壞,隔河而望,紅四方面軍的隊伍正向這邊走來。雙方雖是面貌可辨,可使盡力氣喊話,對方仍是聽不清楚。急中生智,他們互擲石頭,在石頭上纏上字條,相約在這里架設懸橋。聽說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橋,彭德懷又來到以念。這里的繩橋也受到破壞,上下兩條繩,只剩一條,河的對面就是紅四方面軍,雙方仍然沿用維古的方法,向對岸擲石頭。

  十余分鐘以后,接到這樣的一個字條:“我是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之一部到達了”,“我們是三軍團之一部,在此迎接你們。”雖然取得了聯絡,但雙方依然不能講話,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著。

  就在為難之際,紅軍戰士在河岸的樹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軍的一個戰士坐在筐子里將筐子拴在繩子上,從河對岸慢慢地蕩過來了。接下來便是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個又一個地渡過來。雙方終于會師成功。

  兩天后,維古的懸橋經紅軍一方面軍 與四方面軍共同努力,終于架設成功了。

  79、紅軍女戰士“接受檢查”

  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翻越岷山,到達甘肅宕昌哈達鋪。

  部隊進入宿營地之后,所有小販都向紅軍部隊圍攏過來。為避免買賣擁擠,各部紅軍戰士都只派出采買員去購買東西,而且買賣用現大洋。群眾覺得紅軍說話和氣,買賣又公平,這樣多的人馬一點不嘈雜,都感到有點驚奇。

  在這里更有意思的是幾位漢族、回族農婦對于紅軍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戰士產生了興趣,她們覺得這些女戰士言語行動明明是女子,但細看她們穿著戎裝、麻鞋,又纏上綁腿,配著手槍,雄赳赳地又引起她們懷疑。于是幾個農婦格外親熱地拉著一個女同志向他們家里跑,因為她們對女戰士是男是女還抱一點懷疑態度,所以向女戰士“實行檢查”。紅軍女戰士當時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嘩然一笑,然而那些“執行檢查”的農婦們則更進一步“親熱”,請那些紅色女戰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來了都請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請女客)。女同志不僅被請上炕,而且被農婦請吃了晚飯。

  一般的戰士們雖然沒有農婦請吃晚飯,但各個伙食單位都買到了羊肉和白面、鹽、油,與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數月不嘗鹽油之味的情形比較起來,簡直就像“困于囚籠之鳥兒,一旦逃脫而翱翔空中一樣”。

  紅軍經過短暫的休整,由此繼續向陜北行進,由于宣傳北上抗日的主張,由于秋毫無犯的紀律,沿途都受到群眾的歡迎。

  80、中國共產黨第一份公開出版的政治機關報

  黨的二大結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創辦了《向導》周報,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份公開出版的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的首任主編是蔡和森,1925年蔡和森赴莫斯科后,由彭述之接任主編,最后八期的主編則是瞿秋白。大革命失敗后,《向導》周報于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計發行了201期。《向導》周報在當時的發行量非常可觀,初期發行量約3000份,到1926年4月時已增長到2.9萬份。《向導》周報旗幟鮮明地宣傳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1925年黨的四大通過的《對于宣傳工作之議決案》對《向導》周報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在全國已取得“輿論的指導地位”,這份文件還要求《向導》周報今后在宣傳黨的政策時“解釋當力求詳細,文字當力求淺顯”。《向導》周報刊登了不少宣傳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文章,其中不乏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樣的名作。

  81、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史

  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25年底至1926年初,他受邀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發展”的報告,后來由向警予等根據其筆記加以整理后在黨內流行,這是中共的第一部黨史。按蔡和森本人的總結,這部黨史“說明了黨產生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及黨的歷史使命和黨初期的工作”,“說明黨的政治狀況、勞動運動的發展及黨內部的政治生活狀況及一般的政治狀況”,“說明黨如何由小團體而形成大的政黨”。這部黨史開篇指出:“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們絕對不會把一個政黨的產生當作是腦筋中幻想出來的或是幾個學者塑造出來的。一個政黨的發生,必有其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背景的。”由此可見,蔡和森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黨史研究的,蔡和森不是就黨史說黨史,而是將其放置在中國近代歷史的框架中予以觀察分析,體現了他的理論追求與廣闊視野。

  82、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

  黨的一大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但黨的第一個章程是在1922年召開的二大通過的。二大通過的黨章共有六個部分,分別為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附則。二大黨章將紀律單列一章,下有九款條文,占整個黨章29款條文的三分之一多,可見黨在成立初期即很重視以紀律約束黨員行為。二大黨章規定“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又開列了八種開除黨員的情形,包括“言論行動有違背本黨宣言章程及大會各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無故聯續二次不到會”“無故聯續四個星期不為本黨服務”“泄露本黨秘密”等。

  83、中國共產黨第一批制式黨旗

  中共黨旗長期沒有統一樣式。今天我們參觀位于武漢的中共五大會址時,可以看到會堂正中懸掛著馬克思、列寧、孫中山的畫像,畫像右方懸掛中共黨旗,這面黨旗以紅色為底色,正中以黃色寫著C.C.P三個字母,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共黨旗式樣,長寬為三與二之比,左角上有斧頭鐮刀,無五角星”,會議還委托中央辦公廳制作一批標準的黨旗分發給各主要機關懸掛,這是中共第一批制式黨旗。1945年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了七大,會場上懸掛的黨旗左角上是錘頭鐮刀,與今天我們見到的黨旗基本相同。黨旗是黨的象征和標志,十六大黨章增加了對黨徽黨旗的規定,并單列為一章,這一做法沿用至今,十八大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各級組織和每一個黨員都要維護黨徽黨旗的尊嚴。要按照規定制作和使用黨徽黨旗。”

  84、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校

  1922年9月,中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勝利,這是黨第一次獨立領導并取得完全勝利的工人斗爭。在1922年9月至1925年8月這三年時間中,安源這個位于贛西萍鄉的煤礦小鎮一躍成為“中國的小莫斯科”。安源黨校是中共第一個黨校,它于1924年12月開學。開辦初期由安源的黨組織與團組織各派30人進入黨校學習,劉少奇、汪澤楷等曾在黨校授課,學習課程包括政治經濟學原理、俄國共產黨史、國際青年運動等,黨的四大后又重點學習了四大通過的各項決議。安源黨校的優秀畢業生還曾被派去蘇聯繼續深造。安源黨校的歷史雖然不長,但對日后黨校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

  85、王宏坤將軍覺得自己不行

  王宏坤上將系王樹聲大將堂弟。從容大度,打起仗來足智多謀。他從小沒進過學堂,紅四方軍長征到達延安后,他為了能學文化,先后兩次求毛澤東為他寫介紹信深造,主席也先后兩次親自為他向紅軍大學和中央黨校寫推薦信。在中央黨校,他學到了很多終身受益的東西,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他越學越知自已的不足。

  1937年,中央擬定他去鄂豫邊組建新四軍五師,由他任師長。他對自己進行全面分析,感到自己文化水平還是很低,要獨立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實在困難。他向康生提出,還是回一二九師當三八五旅旅長好,不能讓自已影響了革命工作。并求康生向主席求情。幾天后,王宏坤接到中央通知,毛主席批準他的要求,另派李先念去了鄂豫邊組建新四軍五師。

  1950年4月,王宏坤接到命令,調他任海軍副司令員,一下子提了一大格,而且要他速到北京任職。王宏坤發呆了:海軍是新兵種,高科技、現代化裝備的部隊,指揮官的水平要求高,自己的水平能勝任嗎?他求李先念向毛主席申請降級,李先念勸他還是去上任, 不要讓主席為這點小事操心,邊學邊干,能勝任的。王宏坤去北京上任后,又暗中讓人向毛主席提出,他當不好海軍副司令,下基層干什么都行。毛主席在一個有王宏坤在場的會上特意說:“不少同志覺得適應不了革命需要,難以勝任工作,我就不明白,難道這些人還不想法建設好自己的國家,建設好軍隊,讓帝國主義及蔣介石來笑話我們無用嗎?邊學邊干,干要干好,任何人不是萬能的,都是干中學來的。”主席的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王宏坤聽了很受教育,這之后他才安心在海軍工作,深入鉆研,為新中國的海軍初創立下了汗馬功勞。

【篇3】黨史故事匯編(85個)黨史小故事匯編

  黨的一大: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黨的二大: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2年在上海召開。

  1922年,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黨史知識學習資料。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最低綱領是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史知識。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黨的三大:

  1923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

  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黨的四大: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四大的缺點和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黨史知識,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黨史知識。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黨的五大:

  1927年五大召開,大會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黨的六大: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黨史知識,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黨的七大:

  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1934年,中央紅軍進行長征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

  1935年長征過程中,遵義會議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也開始進行全國性抗戰。

  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共產黨人的家風,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940年,百團大戰由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指揮。

  1941年根據地經濟建設時期,黨史知識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經過激烈的爭論,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名《雙十協定》。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黨的八大:

  1948年遼沈戰役是解放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決戰的第一個戰役。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1956年八大召開,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長征沒有結束理想永不能丟,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黨史知識,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黨的九大:

  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鄭重地向全國人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任務

  1969年九大召開,九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1955年共和國將帥大授銜”,使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黨的十大:

  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繼續了九大的“左”傾的錯誤。

  黨的十一大:文化大革命中后的首次大會

  1974年,中國趕走南越侵略軍,收復西沙群島。

  1975年的全面整頓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進行。

  1977年黨的十一大召開,雖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史知識,才將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從而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黨的十二大: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

  1982年十二大召開,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訪老船工張朝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黨的十三大:

  1987年十三大召開,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闡明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這一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大會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大會還制定了到21世紀中葉經濟發展分三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黨的十四大: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1992年10月十四大召開,這次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史知識;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大會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黨的十六大: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定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黨的十七大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黨的十七大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黨史知識,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黨的十八大: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黨的十八大的主題是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訪老船工張朝滿:“明確科學發展觀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制定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前進方向。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回答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政策立場。”

  黨員的標準

  1、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中國革命在過去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在以后更需要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階級將來要發展,要成為人口中的大多數,農民在使用機器耕種之后也變成工人。最后全體人民都是工人。(我們黨歷來依靠無產和半無產。)一切黨員必須承認這點。

  2、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她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而斗爭,最后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斗爭。

  (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的要點另外說明。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但社會主義就首先要在工業中然后在農業中破壞私有制。在農業中組織集體農場,這時,只能依靠工人及貧雇農,不能依靠一般農民,只是團結農民。)一切黨員必須具有為黨的這些目的而堅持奮斗的決心。

  3、因此,現在的人做一個共產黨員,必須是一輩子都要堅持革命斗爭。如果在中途不能堅持革命斗爭,就不能再做共產黨員。這種革命斗爭是包或政治的黨史知識、經濟的、思想的斗爭在內,并且還要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進行武裝斗爭(但不是說要當一輩子兵)。

  4、一切共產黨員進行革命斗爭,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去進行。因此,一切黨

  員必須執行黨的政策和決議,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對于黨內黨外一切損害黨的利益的現象必須進行斗爭。否則,就不能做一個共產黨員。

  5、一切黨員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公共的利益,即黨的利益,擺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黨員的私人利益必須服從人民的即黨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為人民犧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產黨員。(鄉村中互助組、互助會、合作社,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方式之一,是半社會主義。不怕犧牲自己一點,努力為合作社工作,就是社會主義。公營工廠生產競賽,更是社會主義。)

  6、一切黨員在革命斗爭中,必須勇敢堅決,不能在嚴重的艱苦的環境中退縮,不能向敵人投降,不能叛變共產黨與共產主義。否則,就不能做共產黨員。

  7、一切黨員都必須為人民群眾服務,使黨與人民建立很好的關系,認真地了解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意見并及時地向黨反映,把黨的政策向人民群眾作宣傳解釋黨史知識。除開經過批準的少數黨員外,每個黨員都必須在自己的職業之外,再做一件黨的組織或支部所分配的社會服務的工作。不能這樣做的人,都不能做共產黨員。

  8、一切黨員為了能夠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項,都必須努力地學習,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思想,使自己的覺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學習的人,是不能做好一個共產黨員的。

【篇4】黨史故事匯編(85個)黨史小故事匯編

  1、陳云對家人實行“三不準”

  當下的一些貪腐案例顯示,不少貪官背后有個貪婪的老婆,或者坑爹的子女。

  如何避免權力濫用在親屬身上?共和國早期領導人之一的陳云,對家人實行“三不準”的故事,給所有領導干部做了生動的表率。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時任東北局黨組織重要領導職務的陳云,就向親屬子女提出了極為嚴格的“約法三章”:不準隨便進出他的辦公室;不準翻看、接觸只供他閱讀的文件、材料;不準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車。

  對于陳云的“三不準”要求,他的親屬子女幾十年如一日,一絲不茍地認真執行。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云的愛人于若木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上下班和陳云走的是同一路線,盡管順路,但她一直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從沒有搭乘過陳云的小汽車。

  他的女兒陳偉華在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后,從農村考進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國家人事部工作。

  考慮到教學一線教師緊缺,她在陳云的鼓勵下毅然放棄了國家機關的工作崗位,到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當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直至退休。陳偉華棄政從教的事跡成為當時教育界的美談,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陳偉華憶稱,“文革”期間,父親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年7個月,“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國各地,后來姊姊曾到江西給父親做飯,照顧他的生活10個月”。爸爸對姊姊說,“你在我這兒10個月,沒有給國家干事,是為了照顧我,你不能拿國家的工資”。讓姊姊把這10個月的工資全部退給了單位。

  2、徐海東戒酒

  徐海東,在共和國十位大將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戰斗中負傷最多最重的一位。徐海東剛到革命隊伍時,也帶來一些舊軍隊中愛喝酒和打罵士兵的習氣。

  一次,徐海東不用菜幾口喝掉了半斤白酒,醉倒后敵人打過來差點被俘。受到黨組織批評后,他深刻作檢查,下狠勁把酒也戒了。

  3、彭德懷摘畫像

  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著走著,忽然在沸騰的人流里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沖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著畫像游行的人。抬畫像的群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干什么?!”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著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著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

  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著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著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后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征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4、黃克誠不怕拉下臉

  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后,并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斗情誼,其實不然。

  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后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并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5、陳云寫信要求停發接濟費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

  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

  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

  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

  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6、王樹聲大將拒禮

  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么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后務必牢記啊。"

  7、王樹聲大將住平房去世

  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里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后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后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后,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個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里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后,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8、開國少將肖永正規定面前人人平等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9、粟裕“走后門”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從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國的南陲駐扎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托“關系”走“后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根。

  10、傅玉和:親自下令槍斃貪污抗日稅款的堂弟

  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梁某自當上會長后,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余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梁某抓了起來。

  傅玉和并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后將其釋放。

  頗有戲劇性的是,傅玉和這一招竟有奇效。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后,梁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

  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征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并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

  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并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塊大洋。

  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11、王建安視察拒陪同

  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廈門某軍視察,軍、師領導準備開車陪同前往卻被攔下。王建安一臉不悅地問:“你們來干什么?”領導們說:“給首長帶帶路。”王建安反問道:“怕我丟了不成?你們去,我就不去了。”說罷,領導們只好退下。

  12、公務用車豈能接娃娃放學

  1956年,楊明松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小學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

  楊松明想,八一小學距軍區大院有7里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松于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

  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小學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沖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

  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松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

  楊明松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13、吳永光下雨不準用車

  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

  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里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后,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

  后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14、吳德峰走后門沒門

  解放后,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于事”。親戚無功而返。

  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

  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

  由于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系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后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5、梁斌三次辭官的故事

  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后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

  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

  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

  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

  后來梁老終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16、王樹聲“收購”家鄉送的茶

  王樹聲喜歡喝家鄉的綠茶。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次家鄉去人給在京的麻城籍首長每家送來幾盒茶葉。他先是歡喜,后是發愁,最后還是堅決不收。來人說:"這是一點家鄉的土特產哦?"他卻一本正經地說:"你們把公家的東西送給我,我是堅決不能收的!"但因為他確實太愛喝家鄉的茶了,他還是舍不得讓來人拿回去,于是就硬給了八十元現金將幾盒茶葉買了下來。當時他每個月的工資才三百四十元。

  17、董必武為六角錢寫檢討

  1941年,由于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后,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8、嫌夫人帽子買貴董必武作自我批評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住進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蓮芝怕他年歲大了,受不得風寒,就將自己在延安大生產中勞動所得而積攢下的錢給他買了一頂帽子。董必武問花了多少錢。何蓮芝怕他嫌貴,就騙他說只花了二三十元錢。過了些時日,董老又向何蓮芝問起這頂帽子的價格。

  何蓮芝依然沒有改口說:“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搖了搖頭說:"你呀,騙我還說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說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標價。

  何蓮芝頓時就鬧了個大紅臉,原來,何蓮芝買帽子時,沒有注意到帽子里還有標價。

  之后,董必武在開黨員生活會的時候,還專門拿這個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評,并寫了一個橫幅掛在自己的書房里:“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性習于儉,儉以養廉。”

  19、彭德懷的“特權”

  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面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面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面條給了傷病員。

  20、賀炳炎探親“三辭劉專員”

  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

  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

  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

  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

  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

  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盡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么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

  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干什么?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21、餓倒在糧食挑子旁的糧草官

  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松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

  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團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饑餓難忍。于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

  “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么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這日晚飯,大伙吃了一頓野菜稀飯。

  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么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饑,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

  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松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

  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后,問:“可運,你怎么啦?”

  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團子,他舍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

  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22、朱正傳分到皮襖讓給同志

  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

  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23、胡錫奎與一個數字的故事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

  小鄭是宣傳部干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干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里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么根據嗎?”

  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志上抄來的,有根據。

  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

  鄭干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

  此事傳開后,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扎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24、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后抽調了120多名干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

  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匯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

  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

  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25、黃克誠深入基層被戰士認成股長

  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干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問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后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26、胡耀邦不做“過路神仙”

  1963年5月間,胡耀邦帶領地委工作隊到瀏陽農村做社會調查,到達瀏陽后,立刻就召開了“四查四幫”運動動員大會。會后,胡耀邦到了官渡區的沿溪公社聯盟大隊調查,召集部分農民開座談會。會上一些農民反映大隊長張啟流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并且有經濟上“四不清”的表現,進而懷疑此人經濟上也有問題。胡耀邦便在這個大隊住了一晚,想親自把張啟流的問題查個水落石出,但第二天他因突然另有急事要去處理,于是留下兩名工作人員后就匆匆走了。

  張啟流得知胡耀邦要調查他的問題,但這位大隊書記不以為然,放風說,胡耀邦是過路干部,湘潭地區這么大,十個縣,走一遍都來不及,不可能管到一個小小生產隊,今天來明天肯定走,我不怕他。他得意洋洋地對群眾說:“你們想告倒我么?哼,別高興得太早,上面來的人都是‘過路神仙’——歇歇腳就走了!”然而,張啟流怎么也沒料到,兩天后胡耀邦又回到了聯盟大隊。他聽說張啟流大放厥詞和洋洋得意的情形后,哈哈大笑地對群眾說:“好家伙,好家伙,真有意思!”接著,他又對彭仲先(時任官渡區委書記)等陪同的干部說:“我就不當‘過路神仙’,我住下來,不走了,不查清問題,不收兵!”胡耀邦這一住就是一個多星期,徹底查清了大隊部的經濟賬和存在的經濟問題。他對張啟流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又本著實事求是和教育挽救的原則,合情合理地對張啟流作出了處理。

  27、劉伯承獨創“重疊待伏”戰法同一山溝兩次殲滅日軍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

  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回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余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于10月26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余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余人。

  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盡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點再次設伏。

  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余騎兵和300余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于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后,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余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

  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贊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跡”,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后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28、李先念無懼降6級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

  一天,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干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干下去。”

  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里,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9、一根油條引發的整風

  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扎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饑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饑。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里,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并親自到茶葉鋪還錢并賠理道歉。

  30、聶榮臻力排萬難帶領科技大軍造出導彈原子彈

  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

  兩個月后,我國將發射自己仿制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

  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制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

  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后,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后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進程。

  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

  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后,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于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31、為鬧革命與兄弟分家

  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盡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

  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

  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32、摳門的方志敏

  土地革命時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干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志敏知道后,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準。

  33、任弼時大喊陳獨秀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后竟失態地沖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

  34、“秦老專”的本色

  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

  “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

  “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

  “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

  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干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么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里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

  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35、7歲女孩兩次給李先念寫信

  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于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

  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于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

  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

  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沖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

  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36、惲代英為亡妻守義十年

  惲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擔任中國首個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人們最稱道惲代英的,不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

  在情感甚篤的妻子沈保秀難產去世后,惲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復娶”,此舉不僅是懷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戰。他雖才華譽滿天下,卻拒絕眾多提親求愛者。

  “守義十年”后,惲代英約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墳前,悼念說:“古人強迫女人守節,我堅決反對,而我為你守義,卻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給那些歧視婦女、不守信義的人看,人間還有真情在。”

  后來,他與長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結束了“守義”。

  惲代英具有超人的堅定意志且甘愿苦行,當年便有人稱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組織反英的“甘地”作為他的綽號。他受聘安徽某師范時,師生們仰其大名前往碼頭相迎,不料他卻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門口,結果被視為“腳夫”而拒之門外。

  37、毛澤東“未便再薦”的故事

  李淑一是烈士遺孀,又是楊開慧的親密朋友,能詩善文,有人請求毛澤東將她推薦到中央文史館。1954年,毛澤東為此寫信給秘書田家英說:“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種幫助否?”,文史館選人以嚴而拒納,這是嚴于用權,毛澤東同志“未便再薦”,沒有以權壓人,這更是嚴于用權,同樣都是為了一個“公”字。

  38、劉伯承拒過生日

  1942年12月,劉伯承迎來50歲的生日。中央決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為劉伯承舉行萬人慶祝大會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后軍民的斗志。劉伯承得知為他舉辦祝壽活動的消息后,內心十分不安,始終不愿意說出自己生日的具體時間,政治部只好自行決定,在12月16日為劉伯承慶祝生日。與此同時,八路軍129師的各報記者前往師部采訪劉伯承,希望他談一下自己的經歷,都被劉伯承婉拒。被潑了冷水的記者不甘心地進一步申明說:“師長,不是給您慶賀50歲壽辰嘛!這是我們的工作呀!”劉伯承聞言后更堅定地拒絕說:“慶啥子壽嘛!我不曉得。你們無事找事,不要這樣搞好不好?群眾都還沒有吃飽肚皮!走吧!走吧!”

  39、周恩來讓侄子一輩子留在淮安

  1961年7月3日,周恩來的侄兒爾輝在北京結婚。結婚后,新郎回鋼鐵學院工作,新娘回淮安縣工作,成了一對牛郎織女。當鋼鐵學院知道了周爾輝和總理的關系后,決定把女方調到北京。

  周恩來知道后,親自動員侄兒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國務院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么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爾輝夫妻很快回到淮安縣,同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

  40、陳云的樸實生活

  延安時期,陳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他對鋪張浪費現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評隨意扔掉飯菜的惡劣現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飯要照鏡子。”就是不僅要把飯菜吃完,還要用饅頭擦凈盤底的油漬,讓盤子像鏡子一樣干凈。陳云對待自己更加嚴格。1938年3月,陳云和于若木(下圖)舉行了十分儉樸的婚禮。結婚當晚,陳云只花一元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一起工作的同志來熱鬧了一下,就算是辦了婚禮。婚后兩人一直相敬如賓,感情很好,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滄桑歲月。

  41、羅厚福帶領新四軍戰士屋檐雪地度除夕

  1942年臘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聲“噼噼啪啪”響過之后,熱鬧一天的孝感季店鄉馬家灣總算靜下來了。這時,在凜冽的寒風中,一支隊伍悄悄地向這兒開來……

  一清早,年過花甲的馬大爺為圖吉利,特意起了個早床,搶先第一個“出行”。

  開門一看,皚皚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發現屋檐下,草堆旁,蹲著一尊尊雪人。馬大爺一陣納悶:“莫非是菩薩真的顯靈,保佑我們這些百姓?”就在這當口,雪人紛紛站了起來,發出嗶嗶剝剝的炸響聲。這下可把馬大爺驚呆了,他木人般地站著,看著雪人朝自己走來。

  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過斑駁晶瑩的冰層,看到了灰布軍裝。“啊,新四軍!”馬大爺大聲叫起來,急忙跑過去,一把握住戰士們凍僵了的大手。

  原來,羅厚福帶領新四軍分區部隊執行緊急任務后路過馬家灣時,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攪了鄉親們的好夢,嚴令戰士們不得叫門進屋。

  馬大爺看到戰士們臉上烏紫,凍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氣,連連責怪:“為什么不叫門,為什么不叫門啊?”戰士們聽了,樂得直笑:“大爺,這是紀律。”“紀律,也不能挨冷受凍啊!”馬大爺越說越氣:“不知老羅怎么搞的?我找老羅算帳去。”

  42、朱德的扁擔

  1928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就是敵人。

  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

  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43、宋慶齡申請加入共產黨臨終前實現夙愿

  新中國成立后,她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和國務活動中更顯示出了一個偉大女性的崇高風范,獲得普世尊敬。為了便于代表黨的統一戰線,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黨中央鄭重提出入黨申請……

  宋慶齡一生得到了很多頭銜和榮譽,但宋慶齡卻對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個光榮稱號情有獨鐘,一生曾三次向組織提交入黨申請,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黨申請,這說明在她心目中,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比任何頭銜和榮譽都要光榮都要重要。

  不僅從宋慶齡入黨的次數,而且從她知道自己入黨后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她對黨員身份的渴望。宋慶齡1937年第一次申請入黨時,當聽到聯絡人對她說“你和共產黨員一樣”后,她表表現地特別高興,還要請聯絡員吃飯。就是在她病危中,當聽到中央已經批準自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眼含熱淚。宋慶齡一向給人的感覺是堅毅和剛強,但當她聽說自己入黨后的眼淚說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動,她一生為之奮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因為這一稱號對她來說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44、為修繕西花廳自我批評

  有關部門趁周恩來外出,對西花廳舊房進行保護原建筑物的修繕,把地面方磚改成地板,墻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還添了一些新的辦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來回京后指著房間里的新添家具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出去。否則,我不進去!”事后,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對我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么多的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眾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么影響?……”

  45、私事要花個人錢

  1956年的一個星期天,周恩來到北京中國照相館照相,準備出國時送給外國元首,要照相館再多印幾張。照相館職工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愛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張12寸照片贈送總理。幾天后,周恩來讓工作人員前去結賬,要求照相館開兩張單子,一張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錢,另一張是總理自己留下的幾張照片連同照相館贈送的那4張,由總理個人付錢。

  46、不許“估計”“大概”“差不多”

  周恩來十分重視數字和百分比的準確性,不允許用“估計”“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問題,更不允許不懂裝懂。對計劃項目,數字要詳細審查,親自筆算。有一次為了及時核實糧食定量,已經連續工作了17個小時的周恩來,一進臥室便戴起老花鏡聚精會神地計算起來。前去送藥的護士見此情景心疼地說:“像這樣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周恩來嚴肅地說:“你說這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怎么能這么看呢?這可不是小事,關系到億萬人民吃飯的問題。”

  47、警衛西柏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召開七屆二中全會。2月底,參加會議的同志陸續來到西柏坡。為了保證會議安全,周恩來找來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志純匯報準備情況。他問:“如果出現最壞情況,你們能阻擊多久?”方志純回答:“中央需要我們阻擊多久,我們便堅持多久!”周恩來看著他們,略帶批評的口氣說:“光有決心不夠,要有切實的措施和精確的計算。”他不僅想到敵人可能從地面上來,而且還想到如果來了空降部隊該怎么辦。

  48、病危中的吶喊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幾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來潑污水。9月20日,北京305醫院做好了一切準備,周恩來將在這里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找來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問題”的專題報告講話錄音稿。還讓鄧穎超將這個講話錄音整理成書面材料。手術前,周恩來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躺在手術架上強撐著病體,看了一遍稿子,用顫抖的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并注明“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術室時,他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地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周恩來對邪惡勢力的控訴,他簽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間的重要文件。

  49、陳云的秘密

  上世紀60年代,為回籠貨幣,國家實行高價商品政策。陳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價買了一床毛巾被,誰知第二天就降價了。花了冤枉錢,陳云卻對妻子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講。

  50、王樹聲大將為什么幾次搬新家未遂?

  建國后,王樹聲就任總軍械部部長,按照規定有關部門打算給他修建一套設備齊全、裝修較好的住房。但王樹聲謝絕了。他堅持不建單獨小院、樓房,只建一般平房。這樣,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狹窄低矮的平房里。

  總軍械部撤銷后,他到軍事科學院工作,組織上決定為他另覓地方,建造新居。開始,找的房址在玉淵潭附近,風景宜人。老將軍一眼看中,正待說定,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幾處民房,即問礙不礙事。規劃人員說,如果要在這里建房,就動員那幾戶人家搬遷。王樹聲思忖片刻,擺手說:“還是算了吧,憑什么要攆人家老百姓!”

  后來規劃人員在故宮筒子河畔找到一處明清時期古建宅院,當時無人居住,就請王樹聲過目。王樹聲覺得很不錯,便問“這么好的地方,為什么沒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員說,這原是西藏某上層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長選中這個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樹聲一聽,連連搖頭說:“不妥,不妥,少數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這是民族政策,他現在不住,以后還是會把他請回來的。再說這是古建筑,破壞不得的,麻煩你們再選一處看看吧。”

  又過了一陣子,規劃人員在北京飯店西邊找到一處無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樹聲一看比較滿意,但一問,這原是某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王樹聲斷然說:“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黨派的機關呢。”陪同人員說他們早被紅衛兵趕跑了。“那是胡鬧!”王樹聲眉頭一鎖道:“民主黨派關系到我黨的統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們遲早會回來的。”

  就這樣,王樹聲一家仍住在原來簡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去世。

  51、劉少奇勤于學習被稱為“劉九書柜”

  劉少奇從小就喜歡讀書,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鄰右舍都稱他“劉九書柜”。

  早年求學期間,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和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蕭勁光回憶說:“到了東方大學后,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他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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